
1937年7月16日上午配资操作指南,福建漳浦县体育场。近千名红军游击队员列队站好,等着“点名发饷”。带队的是何鸣,这支队伍的最高负责人。出发前有战士发觉不对劲,报告了他。何鸣说:“用不着紧张,本大队长自有办法。”
人到齐后,国民党157师一个参谋主任走上前,笑着说:国共合作抗日了,你们要先训练,训练用不着武器,把枪放下。战士们一听不对,立刻拉枪机上膛,准备拼了。那个参谋撕掉笑脸,指着四周——埋伏在体育场四周的机枪火力点全露了出来。
何鸣看了看四周的枪口,解下自己的手枪扔在地上,回头对所有人说:“暂时先放下枪,等候党中央处理。”
元股证券:ygzq.hk近千名红军,被不费一枪一弹全部缴械。这就是“漳浦事件”。毛泽东后来在延安两次公开提到这件事,每次都点何鸣的名,提醒全党:这就是“何鸣危险”——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。

一支在南方打了三年游击、从没被敌人打垮的队伍,没倒在战场上,倒在了谈判桌上。
何鸣这个人,不是叛徒。
他是广东万宁人,1927年入党,早年在家乡搞农民暴动,被通缉后逃到南洋,又回国做地下工作。1932年中央红军打下漳州后,在闽南地方武装基础上组建了红3团,何鸣从连指导员干起,一步步当到团长兼政委,后来又代理闽粤边特委书记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他带着队伍在闽粤边大山里坚持游击战争,打退敌人进攻上百次,摧毁碉堡一百五十多座,歼敌数千人。到1936年底,红3团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两千多人,还有七千多农民武装,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。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,闽粤边特委从报纸上看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,决定跟当地国民党驻军谈判合作抗日。当时南方十四个革命根据地中,闽粤边是最早跟国民党谈判并达成协议的。因为最早,所以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。因为没经验,所以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坑。
谈判对手是粤军157师。157师的口号很漂亮——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”。但行动上,他们从来没停止过对红军的进攻。就在谈判期间,何鸣因为麻痹大意,在转移途中宿营时被敌人围捕,押到漳州关了一星期。特委通电抗议,社会各界施压,157师才放人。
回到根据地后,何鸣向特委汇报了在157师接触的情况:对方提出红军按指定地点集中训练,归157师指挥。特委讨论后,定了一条底线——改编可以,但部队必须留在原有根据地内。南委的指示也说得明确:红军游击队改编后驻地不变。
何鸣又去谈了。1937年6月26日,双方达成协议:红军改编为福建省独立保安大队,九百余人,何鸣任大队长。协议刚签,157师就变卦了——先指定红军驻平和县小溪,还没等答复,又改口要红军驻漳浦县城。
这是要红军离开地形有利的山区根据地,开到平原城市去。特委开会讨论,会上多数人反对。朱曼平、彭德清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态度很坚决:不能撤。何鸣坚持要走。他认为窝在山沟里打游击,无法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,部队开到城市才能体现团结抗战的诚意。吴金在一旁帮腔。代理特委书记张敏做了无原则的让步——同意撤。

红三团指战员合影
后来看,这个决定是灾难性的。但在当时,何鸣未必是别有用心。他刚从157师的大牢里出来不久,股票配资,多空杠杆,炒股配资杠杆,行情分析在狱中跟157师中下层官兵接触,发现对方也有抗日热情。这让他对157师的诚意产生了过高的期待。
部队开拔前,南委特派员姚铎赶来传达最新指示:部队应驻扎在根据地内,不能开到城市去。指示是明确的。何鸣说了一句“南委不了解情况”,带着部队继续往漳浦走。姚铎没有坚持,径自离开了。
7月13日,部队抵达漳浦县城关孔庙。第二天,朱曼平和彭德清各自从不同渠道得到157师准备动手的情报,第一时间通知了何鸣。他置之不理。第三天,彭德清得知157师已把一个机枪连部署在孔庙附近,再派人进城向他报信。他还是没采取任何措施。

漳浦事变遗址——孔庙

不是没有警告。警告来了三次。三次都没被当回事。
然后就是7月16日上午的体育场。近千名红军指战员被缴械。与此同时,国民党保安队突袭诏安县月港,特委代理书记张敏等十多人被捕,后全部被杀。
何鸣为什么这么做?
事后复盘,他不是叛变投敌。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与敌人勾结。他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,对抗日救亡是热忱的。毛泽东在1952年版《毛泽东选集》的注释里,依然称他为“同志”。六十年代陈毅谈起何鸣被处决一事时说:“杀了是当时特定情况,一般就不杀。从现在来说,好同志犯错误,杀就错了。”
他犯的不是立场错误,是判断错误。
他太相信一纸协议了。他以为国共既然合作了,国民党就会遵守承诺。他不知道在国民党的逻辑里,合作只是暂时的,消灭你才是长远的。他带着山里打了三年游击的队伍,以为把队伍拉到城里就是“扩大政治影响”,结果把枪交到了敌人手上。
“何鸣危险”这四个字后来被毛泽东反复提起。一次是1937年11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,一次是1945年8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。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,跟党内同志说: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,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。如果是软禁,那倒不怕,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。所以决不要怕。

他说的“何鸣危险”,不是怕被软禁,是怕被缴械。是怕你相信了对方的花言巧语,把保命的东西交出去了。
漳浦事件当晚,副团长卢胜、参谋长王胜就组织二十多名骨干趁敌人看守不严摸出城。之后陆续有同志逃出来。一百多人在漳浦清泉岩重新组建红3团,卢胜任团长兼政委,王胜任参谋长。他们把部队整编成一个连,镇压了漳浦一个反动保长,再兵分几路筹集武器物资。中央派张云逸向国民党福建当局提出强烈抗议,要求立即归还人枪,博古、叶剑英在南京向国民党中央交涉。中共中央致电张云逸:“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,经证实具报无误后,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。”

卢胜(最右侧),和张鼎丞、张云逸的合影
1938年初,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迫于压力,交还了三百多件武器,放回部分被关押的红军指战员。红3团后来被改编为新四军2支队4团1营,卢胜任团长。他们走到了皖南,继续战斗。

何鸣在漳浦事件后被扣押在157师旅部,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半年。后来他设法脱离157师,辗转回到闽西红军部队。1939年6月,新四军军分会认定何鸣对漳浦事件负完全责任,军部军法处判处他死刑。何鸣没有推诿争辩,对指控一一承认,次日执行。
何鸣的悲剧,不是一个坏人的背叛,是一个好人没看透坏人的本质。他在那个年代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,不是贪生怕死,不是卖国求荣,是天真——天真地以为签了协议就安全了,天真地以为把枪交出去换来的会是信任。
毛泽东把“何鸣危险”写进党的教材,就是告诉后来人:合作归合作,枪不能松手。任何时候,把保护自己的东西交给别人,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
声明:本文基于《毛泽东选集》《毛泽东年谱》及《福建军事斗争史料选编》《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》等公开史料创作配资操作指南,部分场景做了文学化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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